鲜为人知的第二次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有三次，第一次打倒了彭德怀及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第三次打倒了陈伯达，并重重敲打了林彪；第二次会议在相关党史著作中则似有似无，几乎不为人知……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以及8月2日至16日，庐山会议召开。会议首先展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转入八届八中全会的议程，集中讨论了“大跃进”运动及人民公社化等重大议题。
在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间，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这是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涉及工业、粮食、财贸以及教育等领域，旨在贯彻实施调整经济方针的八字策略。
在1970年的8月23日至9月6日间，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此次会议，于九届二中全会上召开，主要议题包括对宪法的修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调整，以及加强国防战备等方面。
第一次庐山会议，打倒了彭德怀和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第三次会，打倒了陈伯达，兼带重重敲打了林彪集团。这两次会最有名，尤以第一次会可以独擅“庐山会议”之名，第三次会还只能放在“林彪事件”中述说（1981年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传1949—1976》）。但毛泽东说过“三次庐山会议”的话（《我的一点意见》见下方注释），因此人们习惯统称为“庐山会议”。
然而，夹在先前的一、三次会议之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亦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却处于一种既无公开报道，亦未发布公告的模糊状态，仿佛隐于无形，鲜为人知。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三十载光阴里，关于一、三两次庐山会议的报道与研究，已基本突破禁锢；然而，对于这第二次会议，其与会者名单，在诸多党史著作中仍含糊其辞，尤其是会议主持人毛泽东的名字，更是避而不谈，不见踪影。
《刘少奇年谱》与《周恩来年谱》均仅于特定年月日记录了刘少奇与周恩来各自的登山与聚会情况，而对于毛泽东是否出席，则未曾提及。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在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之际，于“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之后，由于涉及了第二次庐山会议的内容，作者选择以省略号对该段落进行替代。由此可窥见，截至该书问世之时，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的历史细节，仍然处于刻意避谈的范畴之中。
然而，这场至关重要的会议竟长时间鲜为人知，原因可能有三。
一、1961年8月下旬，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由于路途遥远，未能按时抵达会议地点报到。会议秘书处特地拨通长途电话，催促他火速赶到会场。不料，这一通话内容意外泄露。翌日，会议开幕之际，台湾当局的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讨论解放台湾议题的消息。蒋介石闻讯后，坐立不安，派遣多批特务潜入大陆，意图刺探会议真相。实际上，此次会议并未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鉴于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将这起泄密事件转化为有利因素，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对会议内容严格保密，不对外进行任何形式的新闻发布。
二、第二次庐山会议，作为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工作会议，其性质与第一次和第三次庐山会议有所区别。首次庐山会议先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紧接着举行八届八中全会，而第三次庐山会议则对应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按照党的惯例，对中央全会的公开报道是常规操作，故此，《人民日报》曾对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九届二中全会进行了报道，并发布了会议公报。然而，依据当时中共中央的会议常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是不对外进行报道的。
说不报道，其实在1961年7月，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书记处会议，对该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这一情况也曾经被报道过。然而，由于当时“四人帮”和林彪势力正盛，他们不愿让主持讨论的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中占据风头，因此故意弱化了这次旨在解决问题的会议的重要性。
三、平平淡淡，第二次庐山会议没有像第一次“批彭”第三次“敲林”这么引人注意。第二次庐山会议通过了以 《当前工业问题指示》、《高教六十条》以及《工业七十条》构成了指导性的政策纲领文件。
简言之，第二次庐山会议专注于实务操作，未涉及政治纷争，加之林、江两位领导有意降低其关注度，因而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谈及政治交锋，我们不妨进一步探讨一下首次与第三次庐山会议的细节。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与1970年的庐山会议，二者相隔整整11年，然而对比之下，编者不禁感到异样。这两次会议竟如出一辙：从手法运用到用词选择，再到会议目的，无不令人感到似曾相识，差异微乎其微。
比较两次会议。
一、开场气氛
1959年的庐山会议。《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提及，周总理曾如此描述与会者初登庐山的情绪：“当时，我们正基于对一年党的总路线执行情况的审视，经历了一年的跃进，大家事务繁忙，于是齐聚庐山，旨在总结经验。主席指出，此次会议亦含有休整的意味。过去一年的大跃进取得了辉煌成就，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已逐步得到解决，其中许多问题已妥善处理，剩余的也在积极解决中。在认识上，我们坚信前景是光明的。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和意图，我们一同登上了庐山。”
《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近期，会议的气氛颇为轻松，被誉为‘神仙会’。七月五日，恰逢星期天，会议休会一日。那日天气晴朗，堪称自上庐山以来最宜人的日子，与会者们纷纷外出游览。”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载：“为何称作神仙会？庐山，这被誉为天下名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遗迹与众多神仙传说，不如我们就权当自己是其中的‘神仙’吧。”“主席亲自进行了约谈，小舟与周惠一同在场（恰逢同乡聚会），心情愉悦至极。在轻松的氛围中，他们相机进言，气氛颇为融洽。”
‘初入庐山，气氛并未显得紧张，我未曾预想到一场波澜壮阔的风波即将掀起。’”
《吴法宪回忆录》中记载：“叶群曾向我们言道：‘此次庐山之行，乃是一场神仙聚会，并无其他要事。你们辛苦了半年，不妨借此机会在此避暑，好好放松一番。”
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记录道：“周恩来向来访客人透露，本次会议的议程相对简约。核心议题集中在审议宪法修正案，并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讨论。会议时长不会太长，预计仅需三至五天。”
二、中途变局
1959年之际，《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时分，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大会并发表讲话。”“这篇出乎众人预料的讲话，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黄克诚事后回忆道：‘主席的发言对我们而言，犹如当头棒喝，大家无不感到震惊……’”对于主席的发言，我深感困惑，心头笼罩着沉痛；彭德怀肩负的负担更为沉重，以至于我们两人均无法享用晚餐。尽管共处一室，彼此却刻意回避交谈。我始终未能理解，主席为何突然转变方向，将原本旨在纠“左”的会议转变为反“右”的议题；尽管我反复思考，仍旧无法解开这个谜团。
《彭德怀自述》中记载：“七月二十三日之晨，主席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对那封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称其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其性质为有预谋、有组织、有目标。同时，主席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错误，以及几次路线偏差。聆听着主席的讲话，我内心沉重，难以用言语表达。返回住处后，我反复思考
主席的教诲，对照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始终无法释怀。当时，我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
1970年的重要会议。《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陈伯达整理的关于‘天才’论述的语录上，亲笔写下了一段深刻的批示……在批语誊清的副本中，他还特别添加了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在这篇短短七百字的文中，毛泽东同志犀利地指出了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不当行为……他的批评主要针对陈伯达个人，而对于林彪则保持了沉默，显现出一种保护的态度。”
《吴法宪回忆录》载:“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
《十年一梦》中记载：“毛泽东发布《我的一点意见》后，全会的风向迅速发生转变。此前，陈伯达一派高呼‘揪人’，然而不久，众人便纷纷转向，开始严厉批判陈伯达。林彪随即向吴法宪传达了指示。”“需将责任归咎于陈伯达，并着重指出他上当受骗的经过！”叶群安抚吴法宪。
三、反复不断的“检讨”
1959年的会议，《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面对毛主席无上的威望及犀利的批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在小组会及大会上的严厉批判与斗争中，加之部分战友的诚挚规劝，建议彭德怀同志‘抛开个人信件，从全局角度进行反省’，于是他们选择了‘有求必应’的姿态，反复进行自我检讨。”
《黄克诚自述》中记载：“身陷此境，实乃百口莫辩，即便跳入黄河亦难以洗净冤屈，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表。然而，会议依旧召开，检讨亦需反复进行，每次都被指责为不够诚实。”此时，主席已明确认定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从事反党活动。常委会成员亦赞同此观点。因此，在作出决议之前，首要任务便是要求我们承认罪行。
《庐山会议实录》载:“这个连续开了40多天的庐山会议，已经到了‘大获全胜’可以闭幕的时刻了，尽管还认为彭德怀并没有彻底低头认罪，也不必再在庐山逼他‘更深刻的检讨’了。反正庐山会议之后，紧接着还要开军委扩大会议，总的来说，彭、黄、张、周都已经认了错，服了输，八届八中全会可以圆满闭幕了。”
在1970年的重要会议中，《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记载：九月一日，毛泽东在由各组召集人共同参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对于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时犯有过错的人员，应进行自我批评与自我检查。在会上，毛泽东特别点明了陈伯达的名字，要求他进行自我检查。此外，他还指示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同志召开会议，以便听取他们的检查情况。
《吴法宪回忆录》载:“我的检查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报复，批了一大通……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三次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 1959年这次会，直接导致了继续“大跃进”后的大匮乏、大饥荒，不得不在3年后的1962年，再开一次“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七千人大会”来挽救生产和经济的颓势。而1970年的会，则引发了毛泽东1971年8月的南巡，边调查，边“吹风”，8月30日在由长沙去南昌前夕，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及汪东兴谈话，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预示尚有下文。果然不及半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掀起了新一轮的接班人之争。
在编者眼中，这两次庐山会议令人不寒而栗。
注释
《我的一点意见》
此份材料，即林彪主谋、陈伯达同志选编并经林彪同志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实则出自陈伯达同志之手。它误导了众多同志，造成了广泛的误解。
没有马克思的话。
其次，仅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政变》并非马克思的核心著作。
第三，针对列宁提出的五点要求，第五点强调领袖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接受专业的训练，并拥有长期的教育背景，同时他们之间还需能够实现高效的合作。该点具体提出了四个必备条件。暂且不论他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而言，符合这些条件者寥寥无几。
例如，我与陈伯达这位杰出的理论家共事逾三十年，在诸多重大议题上，我们从未有过有效的协作，更遑论默契配合。
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
他首次去找彭德怀。
次之，谈及工业七十条，他自己所述，上山未几便匆匆下山，至于其下山之缘由，亦不得而知。下山之后，去向何方，更是无从寻觅。
此番，他合作得尤为出色，运用突袭之策，挑起事端，煽动情绪，仿佛是想将庐山炸平，甚至让地球停止转动，一副要将天下大乱的架势。
我所述之言，无非是对我们杰出理论家胸怀的描述罢了（我心里的确难以揣摩那是什么样的胸怀，或许它是良心，而非野心）。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将陷入混乱，庐山是否会被炸毁，地球是否将停止转动，我认为这些情况恐怕是不会发生的。
一位曾踏足庐山的古人曾言，“杞国无端忧天倾覆”，吾辈切勿效仿那杞国之人。
至于我个人的观点，对于他的帮助自然有限。我的意思是，关键并非源于个体的天赋，而是源于他们的社会实践。
我与林彪同志曾就此事进行深入交流，我们达成共识：关于历史学家与哲学史家长久争论的议题——即通常所提及的，究竟是由英雄塑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亦属知识范畴）是先天赋予，还是后天习得；这究竟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们唯有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绝不能与陈伯达的谬论和诡辩相混淆。
我们俩均认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仍需持续深入探讨，绝未认为研究已告一段落。
同志们，我们期待与您携手共进，秉持这种精神，众志成城，共迎更大辉煌。请警惕那些自诩熟知马克思，实则对其知之甚少之流，切勿为其所误。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